央行上海总部摸底银信担保风险高悬

　　本报记者 夏晨

　　从紧基调不改，每一条资金渠道正受到金融调控部门的密切关注。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5月底，有关部门以“窗口指导”形式，明令禁止了商业银行对融资性信托提供担保，但截至发稿，记者尚未从官方渠道证实这一说法。

　　6月2日，一家大行授信部人士称，虽然不清楚监管部门是否出台类似“窗口指导”，商业银行都应该谨慎，不能因为担保行为，而在相关的银信合作业务中承担或有风险，“这样的风险有时比信贷风险还要大”。

　　关注银信合作不仅仅是因为风险问题。6月1日，一位知情人士透露，5月下旬，央行上海总部曾到辖内信托公司调研。

　　该人士续称，央行上海总部主要关心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银信合作理财产品是否存在变相规避调控的可能性；同时，辖内信托公司信托贷款、票据资产证券化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情况，也在央行上海总部的关注之列。

　　信用增级术

　　“我们肯定希望银行能够提供担保，但是银行不愿意啊！”5月27日，一家信托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直言。

　　但目前，信托产品由银行作为担保方，这一信用增级方式已从信托产品的推介资料中消失。

　　如5月29日，天津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推介“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记者在其推介资料中发现，该计划信托资金贷款给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用于企业补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料，该公司以销售收入还款，同时以自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押担保。

　　不过，担保仅是银行向融资性信托提供信用增级的方式之一。

　　作为担保方式的替代，“还包括商业银行总行提供书面授信协议或者提供后续贷款”。一位信托研究人士称，而“这些协议是不公开的，双方达成后，有时直接交给信托公司”。

　　对于银行方面提供的上述信用增级方式，前述信托公司高管也认为是业内的操作惯例，这样一来，信托公司可将自身风险系数降低到最低程度。

　　“投资者的风险，信托公司从理论上是不承担的，投资者是风险自担，而信托公司的义务在于充分的信息披露，揭示风险。”上述信托公司高管称。

　　在实际操作中，谁担任项目安排的主导角色，对风险和收益的分配就存在很大差异。

　　前述信托公司高管称，“信托+理财”这类业务主要是银行主导，银行在其中充当了项目安排、财务顾问等多种角色，而此类业务的投资者往往又是银行自己的客户，所以，为了使自己的客户风险能够降低，可能会采取担保等一些安排。

　　前述信托研究人士称，如果贷款项目是银行提供的，那么信托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率一般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之间，银行托管费率一般在千分之二；如果贷款项目是信托公司挖掘的，那信托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率至少在2%以上，“具体要谈判决定”。

　　而从收益覆盖风险这一铁律出发，因收益安排的差异，风险责任承担主体也各不相同。

　　规避调控？

　　发人深思的是，银行为何心甘情愿将风险揽入怀中？

　　进入从紧的2008年，“信托+理财”成为多家商业银行将表内信贷资产业务转移至表外中间业务的一种替代工具。

　　此前，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报告(2008年4月)》(下称《报告》)显示，今年前4个月，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分别为36、25、76、124款。

　　究其原因，上述信托公司高管称，今年以来，资本市场不景气，以“信托＋理财”为代表的固定收益类的产品比较受欢迎，这其中融资性信托产品又占据较大比例。

　　令信托公司感到“郁闷”的是，“信托+理财”的合作模式仅是特定时期的阶段性产物。“一旦商业银行允许混业经营或者自身收购信托公司之后，这种项目就不需要其他信托公司了。”前述信托研究人士称。

　　所谓特定时期，正是基于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语境。

　　在以“信托+理财”为代表的银信合作模式中，信托资金主要挂钩银行的信贷、票据资产。报告显示，今年4月份，信托类理财产品的投资领域以信贷资产为主，票据资产次之，证券资产最少。

　　显然，运用信托资金购买银行自身的贷款和票据资产(票据融资计入信贷规模)，此举可以降低银行的贷款规模，而节约的信贷规模可以用于新发放贷款。此外，前述信托研究人士称，银行还可以指定信托资金向特定企业或项目发放信托贷款，这一方式也不会影响表内的信贷资产规模，但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成为银行维系客户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在上述两类操作实践中，信托公司的制度性优势被商业银行放入规避从紧货币政策的工具箱。

　　但前述信托公司高管称，“信托+理财”业务确实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因为银行客户的需求各异，有需要融资的，也有资金闲置的，银行发挥客户优势，将两类需求匹配到一起。

　　下一步，如果“信托+理财”业务受到关注，是否会对银信合作带来较大影响？

　　因为此类业务一般是银行在主导，加之阶段性的特点，“对信托本身来说，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机会。”前述信托公司高管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