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买菜调研民生 曾8个议案成“1号议案”

　　“议案大王”今何在

　　九旬老人每天买菜调研民生

　　□晚报记者 张勇 特约通讯员 王泠一 报道 摄影 陈焕联

　　昨天，“城市魂·群英谱——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主题展”在展览中心的展出闭幕。在众多展板中，有一句格言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们对祖国的依恋与生俱来，我们更深沉的爱埋藏在心里！ ”

　　这句格言的作者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仲礼，其曾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名誉会长，2008年获“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学会的最高荣誉。 在连续四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领衔和参与发起的议案有61件，其中8件成为“1号议案”，有“议案大王”之称。

　　如今，已89周岁高龄的张老还每天坚持买菜，实地调研。

　　出版处女作一举成名

　　1937年，张仲礼从育才中学毕业，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是当时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之一，贝聿铭、林语堂、荣毅仁等都曾是该校学生。一开始，张仲礼选择了读医科。因为兄弟姐妹比较多，家里经济有些紧张，所以他只能半工半读，上午上课，下午做实验，晚上还要去邮政局工作。第二年，张仲礼转到了经济系，比从一年级就开始读经济系的同学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成绩也赶了上去。

　　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举行了一场赴美留学生选拔考试，张仲礼顺利通过了考试，并进入华盛顿大学就读。 1953年，他获得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又获得终身教授职位。 195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在征询多位专家意见后，正式出版了张仲礼的学术处女作 《中国绅士》，使他在学术界一举成名。许多年来， 《中国绅士》一直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这是一部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分析的学术著作。它把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下层则是由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一些地位较低的人组成。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铨选制度决定，这一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这使得他们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而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

　　放弃一切毅然回国

　　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一帆风顺，张仲礼还分期购买了房子、小汽车，但是这一切都并没有让他忘记祖国。

　　利用美国对人文学者放行比较松的时候，张仲礼准备回国。但是，美国移民局、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远东经济研究所的同行都不希望他回国，甚至还多加阻拦。事实上，他从1956年开始和家里通信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学成回国的愿望，但直到1958年才成行。回国前几天，美国移民局还把张仲礼夫妇分开询问，只要有一个人不是自愿回国的，他们就不会放行。

　　1958年12月回国后，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科院，他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副院长、院长。50年来，上海社科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张仲礼和上海社科院一起度过了“风雨同舟的半个世纪”。现在，张仲礼虽然年事已高，但每个星期二、星期五都还要坚持去上海社科院“上班”。

　　50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著作。2008年4月4日，张仲礼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颁发的“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学会的最高荣誉。

　　8个议案成为“一号议案”

　　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仲礼不只仅仅是擅长历史的研究，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他连续四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20年间和上海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一起，共提出总数61个的议案，其中8个议案是作为当时的一号议案而风靡一时。

　　1983年，62岁的张仲礼首次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那时，我还以为这只是一种荣誉”。1987年，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仲礼提交了他代表生涯中的第一份议案 《关于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首次被列为“一号议案”。当时，各重点大学、科研机构评聘程序都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一些符合标准的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常常在错过一次后，便不知下次聘任将于何时进行，还要等上级通知，这对人才的成长显然起了阻碍作用。因此，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问题在当时具有紧迫性，议案反映了当时社会科学界学者的呼声，因此在当年就获得了通过。

　　张老说，“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当人大代表更是一种职责”。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使张仲礼参政议政的激情如泉喷涌，一发而不可收。之后的十余年间，张仲礼代表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深入调查研究，聆听群众呼声，每年平均有3.5个颇具质量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其中有8个议案被列为当年人大 “一号议案”:1987年《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1988年关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89年《关于节约能源》、1990年关于《货币发行法》、1993年关于《专有技术法》、1996年关于《保税区管理法》、1999年关于 《国家反腐败法》、2000年关于《电子商务法》。

　　年近九旬却仍搞调研

　　日前，张老在家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走进一看，令人吃惊，大师的住宅是如此的简陋和破旧。虽然也有较为宽敞的书房，但整个家居却极为简朴。客厅也是书壁围绕，像个小型的图书馆，收藏着众多经典著作和其他大师的题签本。

　　在客厅的一角，有个两米高的庞然大物，这个铁家具原来是60多年前的美制冰箱，也是张仲礼归国时唯一带回的大件。美制冰箱当然已经失效，但作为当代文物和异国纪念，也令人感慨万千。

　　张老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家里平时就是老俩口，几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其中有一位在联合国任职。相濡以沫近60年了，老夫妇俩和长宁区有着很深的渊源和感情，邻里关系也很好。自从1958年回国后，张仲礼夫妇就把家安置在长宁区镇宁路一座公寓的底层，此后从来没有搬过家。半个世纪以来，除了 “文革”头几年在奉贤的 “五七干校”之外，绝大多数时间就居住在这座公寓里。

　　公寓离镇宁路还有一条很长的弄堂，初次拜访他家的客人，一般是找不到的。但客人们往往会发现，老人会早就在家门口等候。在采访之前，张老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水果和饮料，在交谈中，老人精神矍铄，看不出这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

　　在采访中，张仲礼告诉记者，现在他每天都要去社区转转，到菜市场买菜。 “社区已经鼓励居家养老，是可以送菜、送各类服务上门的，为什么您还要自己买菜呢？”面对记者的不解，张老说， “一来可以运动运动，锻炼身体；二来也可以搞些实地调研，除了了解物价和听到居民反映情况外，还可以观察到市容、设摊、市场管理等种种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