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跳楼秀“导演”记者来就成功不来就失败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导演“跳楼讨薪”让章俊在民工圈子里出了名，他总结说：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

　　文/王婧(发自武汉)

　　他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李。但自从当地媒体用头版篇幅报道他“导演跳楼秀”之后，圈子里的朋友都开玩笑地叫他“李导演”。

　　见到记者的第一时间，章俊(化名)就伸出布满老茧的双手，抱怨地说：“你看我的手，我也是农民工，也要做事，我怎么可能是导演呢？导演有这样的手吗？”

　　走投无路

　　章俊第一次走绝路是在2007年底，当时，两年前的3万余元工钱仍然没有讨回。

　　虽然是泥工出身，和几个工友一起爬到武汉中南路一栋20层高的楼上，章俊还是一阵眩晕。

　　站在楼顶，他觉得自己特别无能。这笔钱，他已经讨了快两年。

　　1995年，章俊从孝感来到了武汉。当了两年厨师之后他开始转行做泥工，然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2004年，章俊觉得带班能挣钱，就从老家邀约了20名老乡到武汉做事，一直到现在。

　　他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他手下民工的工资已经被上一级的“大包”拿去赌博了。“大包”告诉他，到年关就会有钱，过小年的时候给。然而等到小年，章俊再给“大包”打电话，对方的手机已经关机。

　　因为害怕面对那些曾经一起做事的老乡，这一年，章俊没有回家过年。

　　此后一年时间，章俊就在不停地找“大包”要钱，每次讨回一点点。

　　眼见着又是一年年关，章俊仍然有3万余元的钱没有讨回。他不再相信“到年关就会有钱”的话。他已决定，“讨不到钱，就跳楼算了”。

　　2007年，妻子也跟他离婚了，无钱、无房，俨然光棍一条。女儿由妻子抚养——女儿长到4岁，陪她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个月。妻离子散，他觉得自己很没用。

　　章俊看见楼下围观的人群在慢慢聚集，他在20层楼的楼顶上，给110拨了电话。

　　民警很快赶到现场，让他有什么事情，下来再说。但章俊坚持着，拿不到钱，坚决不下来。他甚至慢慢坐到更加危险的地方。低头看，下面已经铺好了气垫，但他不知道，如果真的跳下去，能不能跳到气垫上。毕竟，这是30层，太高了。

　　欠钱的“大包”最终出现了，当场结清了他们的欠款。

　　从楼顶下来的时候，章俊颇多感慨。此前为了讨回这笔钱，他找过武汉市劳动局，市劳动局回复，让他找区劳动局。他又去了区劳动局，区劳动局回复说，他应该去找到这个“大包”，当然，还可以上法院告他。

　　章俊找不到“大包”，即使找到了，去法院告状，把钱讨回来，也要好几个月，回家过年的愿望就会泡汤。此外，章俊很清楚，这笔钱，如果再拖几个月，就已经过了法律上的民事诉讼两年的有效期。那时候，即便是打官司，也很难解决问题了。

　　章俊没有想到，用以死相逼的方式居然能够成功地讨到这笔钱，而且是当场解决问题。这显然比找劳动部门和法院来得更快更有效。

　　“不见钱就不下来”

　　离第一次“跳楼”仅仅一个月，章俊在武汉傅家坡长途客运站，再一次“预备跳楼”。

　　这一次，章俊比上一次轻松多了，也不再抱有“讨不到钱就跳”的心态。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工程只欠了他4000多，另一方面，这次他主要是来帮助几个朋友，通过跳楼的方式讨薪。

　　时值2008年雪灾，武汉成为“冻城”。大雪阻滞了春运，傅家坡长途客运站人山人海。1月21日，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曾经在这里干活的50多个农民工一起来到傅家坡长途客运站，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

　　与上一次相似，他们的工钱也是被“大包”卷跑了。

　　章俊和4个工友爬上了傅家坡长途客运站的楼顶——脚下是他们2006年亲手改建而成的国家一级AAA车站。其余的工友，在下面围观。

　　随后，章俊拿出手机给武汉各大媒体“爆料”。《长江商报》的记者沈右荣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看到“5名农民工坐在楼顶的围墙上，半个身子悬在空中”。

　　同样在第一时间赶到的，还有110。他们也接到了章俊的“报警”。

　　章俊坚持着“不见钱就不下来”的原则，任凭民警如何劝说，他仍然不为所动。但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几个小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章俊觉得，冻生病了也不划算。后来，为首的一位民警押下了警官证，向章俊保证，一定帮他们把问题解决。

　　时至今日，章俊对这个细节依然记忆深刻，并且“特别感动”。这让他认识到，这些民警是极度真诚并且值得信任的。

　　章俊带着几个工友从楼顶上下来。他的心里是忐忑的——欠他们钱的“大包”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他们也没有能够现场就拿到钱。他们拿到的，只是一张警官证和民警的承诺。

　　让章俊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两天后，这几十个农民工顺利地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共计6.8万元。章俊曾经以为这笔钱要不回来了，因为甲方已经和他们的“大包”把工资结算清楚，但“大包”也找不到了。后来他才得知，这笔钱是由甲方——湖北省客运集团支付的。他也据此评价，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很有权力”，因为他们可以责成公司预付“大包”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事实上，2003年，湖北省就率先在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建筑行业推行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按规定，一旦企业拖欠、克扣职工工资，劳动保障部门核实后，可从保证金中垫付。

　　甲方付钱的时候，还特意让农民工们写了一封大大的感谢信，“大意是感谢甲方支付工资，让农民工回家过年”。

　　此外，章俊还得到了《长江商报》的线索费。当天的报纸上注明——“线索提供者章先生，线索费 50元”。

　　等章俊在家里过完年再返回武汉后，他听说，因为媒体的报道，傅家坡“跳楼”事件引发了国务院的关注。随后，武汉市建委查处了欠他们钱的“鼎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它是傅家坡长途汽车站改造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另外，承包人也因此被逐出武汉建筑市场。这是武汉市第一次对个人发出的“禁入令”。

　　 讨薪之路

　　傅家坡“跳楼”事件让章俊在农民工圈子里出名了。不管怎样，他成功地实现了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讨薪之路。并且，带着钱，回家过年了。

　　于是，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有了一个26岁的新女友，在新女友眼中，他聪明、善良、乐于助人。

　　但他仍然住在那间潮湿的小房子里，只有8平米，没有地方晾衣服，也没有单独的洗手间。一个月130元房租，加水电费一共150元。他说，“我也是靠打工赚钱啊，又不是专门跳楼讨钱的。”

　　只是来这间小屋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了。从这些人口中，章俊掌握到的信息是——“武汉跑账的老板至少有十几个，加起来欠的账至少有五六百万。”他喜欢结交农民工朋友，他说，“假如有一天，我还可以东山再起的话，还可以叫这些朋友过来帮忙。”

　　这些农民工朋友常常会遇到和章俊相同的问题——要不到钱。尤其像他这样的“小包”，就更难做了，他们上有“大包”，下有农民工兄弟。老板卷钱跑了，农民工兄弟又不能不吃饭。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5月，武汉市清欠办就规定，“农民工工资将直接发放到本人，并且按月结算。施工企业如有隐瞒事实或有意克扣工资者，处以2000～20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章俊看来，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很多农民工对包工头都很信任，连欠条都不打。”而这也成为日后维权异常艰难的原因。

　　章俊“不得不”又“导演”了几次“跳楼讨薪”。他总结出的程序是：首先，去找欠账公司，了解情况。其次，挑选合适的日子，最好是节假日之前。然后，召集讨钱的人，声势越大越好。地点是不用挑选的，谁欠钱就到那个楼上跳。只有这样，公司才会出面，便于现场解决问题。

　　最后，是现场的分工协作，几个人去跳楼，最好不少于5人；其余的人在楼下接应，偶尔还会打出标语。

　　然后，找人给媒体、劳动局打电话，有时给110打电话。

　　另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更高效的手段，直接给市长热线打电话。

　　章俊说，站在地上的感觉和站在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会为楼顶上的兄弟们担心，不让他们搞得太危险；他也只给媒体打电话，不再亲自拨打110，因为他怕自己违法被抓走。

　　他甚至开始预计后果——在半个月之前的一场“跳楼秀”中，他提醒大家要做好被拘留15天的准备，因为跳楼的地方太繁华了，“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

　　但要是能讨回几万块钱，即使被拘留15天，他也愿意。在他的印象中，武汉从没有拘留过跳楼的人，因为“警察也同情农民工”。最终，这场“跳楼秀”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

　　农民工拿到了工钱，公安局对每个农民工罚款100元。“本来是要罚200元的，但他们太可怜了，就只罚了100元。那些农民工还挺配合处罚的，比我预想的要轻一些。”章俊说。

　　之后，他对媒体的理解，也越加深刻。他很清楚当地的几家报纸是什么风格，还知道“房地产养活报纸”，而他们“跳楼”又常涉及到建筑行业，所以一些媒体就不会出面，或者稿件被“公关”掉，他也觉得“可以理解，只要把钱要回来就行”。

　　他总结自己导演的几次“跳楼讨薪”：记者来了，次次都成功；记者不来，次次都失败。

　　“导演”成名了

　　章俊的名声在武汉的民工圈子中越来越大。2008年5月，又一场“讨薪跳楼”在酝酿。

　　苏五能，与章俊相识于朋友的生日会上。两人交情甚好。陈天兵，和苏五能一起干活的另一个“小包”。

　　此三人，因为一起拖欠款团结在了一起。欠钱的是东西湖的“将军花园”。这个小区早已交付使用，商品房均已经销售出去，一楼的门面也开得红红火火，但他们的工钱，迟迟没有拿到。

　　他们同样用尽了各种方式——劳动部门、法院，陈天兵还跑到“大包”家里去找了十多次。始终没有结果。

　　于是最终，一切按照章俊的“套路”进行：一、苏五能带章俊去公司了解情况，但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二、时间：选择在5月27日——端午节前一天。三、地点：就在“将军花园”D区8号楼。四、人物：三个“小包”各带了十余人。五、分工：5人上楼，其余人在楼下围观。章俊给媒体打电话，其他人给劳动局和有关部门打电话。

　　章俊回忆，他当时只对苏五能说了一句话，农民工就上去了。那句话是，“你按照我那个方法搞啊，跳楼引起人们关注，我去找记者来。”

　　苏五能则说：“是他们自己要上去的。我一直喊他们下来，他们不听。说不给个说法不下来。”

　　一切也似乎都在按照章俊的设想进行。媒体到了、民警到了、房地产商到了……劳动部门答应他们认真调查此事之后，他们从楼顶上走下来。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现场，记者们又一次看到了章俊。在他们的记忆中，章俊总是出现在跳楼讨薪的现场，也总是给报纸报料，是个“熟人”。记者的敏锐让他捕捉到了异样的气息。他们感觉，眼前这个人可能是跳楼讨薪的幕后策划人。

　　让章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记者这次的报道对象，从跳楼的农民工转向了他本人。

　　第二天，《长江商报》的头版新闻是——《男子导演9起民工集体跳楼秀，5次成功讨回钱》。章俊上午9点多买到了报纸，他说，“看得我头皮发麻。这次玩大了。”但苏五能安慰他说，“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讨钱时心里才踏实。”

　　11点多，章俊陆续接到100多家媒体的电话。“媒体真的好快啊！说希望采访一下，我那个时候不敢接受。”

　　“这次闹这么大，搞得我自己还蛮害怕，吓得我都不敢开手机了。一个蛮普通的人，突然一下，你说这么多媒体，突然找你，你说这个感觉……你们都蛮大的影响力，我本来是蛮喜欢看新闻的，听说你来找我，我心里发毛啊……”在本刊记者预约采访时，他不断要求匿名。见面前五分钟，他给记者电话说，“你不许给我拍照和摄像啊，不然我不来了。”

　　在采访过程中，章俊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期间，他几次收到央视《新闻会客厅》的采访邀请。他时不时地问记者，“你说我到底去不去呢？要是去了，你说会有政府部门帮我们解决问题吗？”

　　他又问，“你们杂志的影响也挺大的吧，温总理能看到吗？以前他就帮那个熊德明的老公讨回了工钱。”

　　他还问，“你说以后要是还有人要我帮他们这个忙，我该怎么办呢？”

　　稍许，他又自言自语，“毕竟我没杀人没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