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宫一栋)对于54岁的农民宋志尧来说,看病曾是一件难以负担的事情,但自2007年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来,他的经济压力减少了许多。让他更加高兴的是,一项正在酝酿的新医疗改革方案可能会进一步减轻他的负担。
生命之重 在贵州省凯里市雷山县西江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宋志尧时常怀念小时候村里的赤脚医生。 他回忆说:“在村里的小诊所,只需花很少的钱就能看上病,费用大部分都由国家出了。”尽管那位年轻的赤脚医生只会打针或者看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宋志尧还是感到挺满意的。 那时,中国以公费医疗体系而自豪,大部分中国人都能享受到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 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公共医疗机构开始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一个主导思想是,医院可以按照经济规律,以企业方式进行运作。这为医院提高收费标准、靠药费挣钱打开了口子。 从那个时候起,宋志尧和西江村的村民们开始感到看不起病了。雷山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宋志尧和妻子在这个有5000多名村民的苗寨里靠盖房子和种地维持生活,每年赚的钱只有几千元。 2006年,宋志尧20多年的痔疮严重发作,一个多月流血不止。起初,他没有去大医院看病,而是待在家里等好。 跟他一样,由于看病花销太高,许多中国农民只好“小病扛、大病拖”。但由于病情日益加重,宋志尧还是不得不去看医生,但村中心医院和县医院由于技术水平有限,都看不了他的病。 贵州以及中国许多内陆省份的医疗资源都难以跟大城市相比。例如,北京有50多家三甲医院,而贵州全省只有7家三甲医院,而且大多数集中在省会贵阳。 宋志尧转了两趟车到了贵阳,但在做完检查后,他就回家了。“医院告诉我,如果要住院,就要先交8000块钱。可我哪里住得起啊。”那时,宋志尧的两个孩子都还在读中学,每年要花不少钱。 他之后去了凯里,在黔东南州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住院费仍然不便宜,他住了11天,花了4500元钱。“因为我身体太差了,所以院方建议我再留院观察半个月,但我还是出院了。我什么钱都没了。” 出院前,医院还让他签了一份保证书,写明“因提前出院,发生任何意外都和医院无关”。 2007年春,宋志尧终于盼来了好消息:他可以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了。根据这项制度,他每年个人需交10元钱,政府再补贴10元钱。如果住院,费用可以报销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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