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死记硬背也让人受益 大学生缺童子功

　　在教育学上，“死记硬背”这个词算得上臭名昭著了。我们从小到大，从家庭到学校，到处都可以听到反对死记硬背的声音。死记硬背早已被认为是落后的封建的教学方法。只要冠上“落后”“封建”这两顶帽子，那似乎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所以有人一提起“死记硬背”就咬牙切齿，这个词的美誉度也就非常差了。

　　死记硬背难道真是最拙劣的学习技巧吗？不见得。现在许多人都反对死记硬背，但是，有多少学生完全摆脱了死记硬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死记硬背几乎就是一条准则，不少国学大师们都是这样教出来的，从小养成了良好的背功。不仅要顺背，还要求倒背如流。私塾里读《四书》《五经》也是这样的，私塾先生教学生读书，开始是只要求背诵的，这个背诵就是死记硬背，老师并不讲解。只有在学到《五经》时才有讲解。《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都是背诵的产物，朗朗上口，易读易记。《四书》《五经》则是必背的内容。古代学者的童子功都是这样练出来的。作为小孩，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他们是不懂的，先记下原文，然后再理解。如果总是强调理解，忽视背诵，结果是读了多少忘了多少。特别是深奥的古代典籍，要让小孩全部弄懂很不现实。先铭记于心，随着阅历的增加，慢慢也就理解了，运用起来就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了。

　　我是1980年高中毕业的。高考落榜后，我曾有过几年时间的刻苦自学，下苦功背诵《四书》，一边背诵一边培养语感，理解语义，发现死记硬背效果非常显著。同时我也泛泛地读了许多书，涉猎甚广，中国和世界名著至少读了500本以上。读书多是多，但记不住，几年之后就忘得所剩无几了。有的忘记了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有的则是连书名都忘记了。真正在我脑海里留下记忆的，还是死记硬背那段时间所学的东西，尽管也会忘掉一些，但不至于完全忘记。有的东西那时不理解，看了注释也是一知半解，忽然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对某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和感想。所以，我很感谢那段死记硬背的日子，记下的那些东西，能为我服务一辈子。

　　实际上，受益于死记硬背的人比比皆是。国学大师辜鸿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他在10岁时随义父布朗去英国一所中学读书。课余时间，布朗教他学习德文，其教授方法令今人咋舌。他并没有像今人学外语一样从字母、单词之类的基础开始，而是叫他背诵歌德的《浮士德》，只背诵，不讲解。即使辜鸿铭当时很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布朗说要等到倒背如流之后再讲解原意。要是提前知道什么意思了再去背，心就乱了，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记忆，而《浮士德》一书比较深奥，并不是能够轻易读懂的。辜鸿铭恰恰就是这样学会了德文。后来，辜鸿铭教别人学习希腊文也效仿了义父的方法，在学了基本的语音后，就叫学生背诵《伊利亚特》。先拿下原文，再解释原意。另一位大师陈寅恪也是强调背诵的。特别是对于古代经典，不但要看，而且要背诵。这个背诵就是死记硬背。

　　去年有报道称，清华大学将《四书》列为该校人文社科实验班本科生的必修内容。开课教授彭林称，这种尝试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本民族文化经典，背诵《四书》有可能作为考试的内容之一。我觉得清华大学的这种办法是很好的。有人一说到现在的大学生，总是说他们底子薄，功力浅。浅薄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传统文化方面。其实他们学也学了，看也看了，有的也弄懂了，就是记不下，无法灵活运用。说到底，他们缺乏的就是死记硬背的童子功。如果真正能把经典著作背诵一些，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反对的不应该是死记硬背，而是死读书，读死书。

　　李春平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安康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陕西省紫阳县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我的多情玩伴》《奈何天》《领导生活》《玫瑰花苑》等；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一路飙升》等30余部，其中《玻璃是透明的》曾被搬上银幕。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