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抢登中国结构调整的“战车”

　今年7月29日《经济参考报》有这样一则报道，叫做《跨国公司抢登中国调整结构的“战车”》，说的是该报记者用两个多月对数十家跨国公司作采访，发现它们非但没有撤离中国，反而正在积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实施新的战略布局。在产业方面，积极寻找新兴产业机会；在技术方面，把“研发中心”提升为“战略中心”；在区域选择方面，长驱直入，直接向西部挺进。
　　
　　这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报道。它解除了许多朋友的担心，中国并没有因为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而使外商投资转向。曾几何时，还有许多论者断言，只要最低工资一涨，外商就会大批流向低工资国家，诸如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之类。其实，岂止是亚洲这些国家，就是前苏联和和东欧的不少国家，也在打相同的主意，想乘外资流出中国之机大举引进。
　　
　　然而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实现，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514.3亿美元，同比增长19.6%，远远高于亚洲各国和前苏联及东欧各国。
　　
　　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如意算盘落空了？
　　
　　我想，一个被普遍忽略的原因，就是我国从1995年以来，大规模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能源、交通、通讯的一切领域，尤其是其中一大批堪称“巨无霸”的特大型工程，诸如三峡工程、西气东送、西电东输、南水北调、航空航天、全国高速公路网、全国电话通讯网，全国互联网……，当然，还有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但丝毫没有减缓，反而大大加快。由于国际市场萧条、工业产能过剩，国家严禁把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资金投向工业，只准投向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所以一连两年，“铁公鸡”——即铁路、公路、机场——都是投资热点。我不否认，资本有逐利的本能，在微利项目无法满足其扩张需要之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到处兴妖作怪的热钱，但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也确实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以我们海南为例，1995年以来建设了多少大型基础设施：环岛高速公路、海口世纪大桥、、粤海铁路通道、以及在建的环岛轻轨和中线高等级公路……，光是交通一个方面的投资就不得了，哪一项不需要巨额资金？哪一项单凭我本省财力建得起来？
　　
　　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极其罕见。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印度的火车顶上坐满了人，越南的街头充斥着摩托车，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见不到立体交叉桥，像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总统蒙难时乘座的飞机机型，在我国早就被淘汰了。人们到欧洲旅游，只要一进入东欧，就有强烈的对比：车辆破破烂烂、道路坑坑洼洼……。全面更新的基础设施，已经使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之间，极大地拉开了距离。前两年建成的高速铁路，竟然刚一出手，就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今天，中国劳工提高工资，外资为什么不撤走呢？不是不想撤，而是撤不走。不少外商跑到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考察，把那里的基础设施与中国一对比，心里就凉了半截。哪怕是中国西部的贫困落后省份，也比许多东欧国家强得多：密集的高速公路网连通着大多数县城，能够使中国东部沿海的货物，在一两天之内，就运到黄河河套、关陇平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许多外资企业宁可往西部纵深转移，也不愿离开中国。因为工业讲究个集群效应，扎堆取暖、互利互惠，不会为了缺少一两个零部件而犯愁。我认为，这才是跨国公司不忍离开中国，而宁可改变自己，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原因。
　　
　　如此翻覆地的变化，来源于长达十五年的大规模建设，来源于巨额资金的持续不断投入，来源于社会主义大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优势，世界上没几个国家能够做到。其中的历史性转折，就是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地税与国税分开，大头收入上缴中央，集中起来统筹规划，全面铺开基础设施建设，持之以恒，终成正果。
　　
　　对于全国各地来说，分税制改革绝对非常必要，代价却又非常痛苦。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为了“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不得不先后走上了卖地财政的道路，成为时下的百害之源。如再不进行调整，势将遗误大局。
　　
　　从这个视角着眼，倘若胡锦涛同志不是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而是更早两三年提出“使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互匹配”的战略调整，才会更加主动。因为“十七大”已经临近全球金融危机，来不及作那么重大的调整了。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不要说我辈普通经济学人，就是那些诺贝尔奖得主，也不能未卜先知，预言全球金融危机将在2008年第四季度降临。生活就是这样，不会尽如人意。一事当前能够抓大放小，把握主要矛盾，就已经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