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今天谈起邓小平总称道其“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邓小平同志坚韧不拔的意志的确令人起敬。但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之前遭受的四次重大打击，却论及甚少。殊不知，毛泽东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做出特殊功业，反而被“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残酷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职务、赶出红军等等。然而毛泽东始终意志不倒，信心不变，终成伟业。了解毛泽东当年经历的坎坷，对于我们正确对待名利、顽强战胜挫折，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有着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
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
第一次：被错误开除党籍
第一次遭受打击发生在1928年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剩余的700余人撤退到江西省井冈山，历经无数艰难，终于说服了当时井冈山的两位农民起义首领袁文才、王佐，于1928年2月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这就标志着自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首次有了自己的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和相对稳定的根据地。
正当革命节节胜利之际，1928年3月，湖南特委派出一个叫周鲁的“钦差大臣”来到井冈山，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这样一来，作为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居然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了，并且是在扩大根据地的胜利途中，精神上承受的打击可想而知。那么，周鲁何来如此大的权力，开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籍?据周鲁讲，他来时看了中央文件，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党籍，他是来执行的。由于在特殊年代，一般没有绝对把握不随身携带文件，多靠口头传达。毛泽东被开除党籍后，又不能不安排职务，因为他在党内、军队内，特别在井冈山根据地群众中享有无可替代的威望。迫于形势，只得安排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委书记。就这样根据地的创始人，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成了连党支部会议也无权参加的“民主人士”。在极度痛苦中，毛泽东仍然执行湖南特委的命令，率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支持那里的暴动，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192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湖南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特派员周鲁对中央文件作了错误的传达，文件是1927年 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批评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转向井冈山是“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军事投机”。理由是毛泽东参加过“八七”会议，会议之后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政策，是事实上的湖南省委中心，应对湖南省委所犯错误负严重责任，因而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这个处分够重了，但毕竟不是“开除党籍”，一个月的“民主人士”生活从此结束。若不是及时看到这份文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领导地位就会丧失。(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说起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才松了一口气!那时候给我安了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呢?马克思没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跑出一个政权来。”(《党史文献》1991年第3期)当时中央准备派一个工人去任党代表，在湘赣边界或湘南创造一个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形成海陆丰第二。周鲁虽然错误的传达了中央文件，但非常庆幸他还未取代毛泽东，否则，中国历史不知又如何写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二次：落选前敌委员会书记
第二次遭受打击发生于1929年6月22曰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被人为地“落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不了解情况，根据一些片面汇报，起草和签发了中央“二月来信”，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逃跑主义”等，在红四军传达后，有人要求毛泽东、朱德都离开红四军，要求毛泽东交出军权。当时军权集中在前委，前委书记是最高军事领导人，这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必须实行的一种体制。但是在讨论部队开往闽西还是开往广东时意见出现分歧。
按照当时实际情况，闽军不堪一击，红四军几天功夫打下了龙岩、永定县城，歼敌 3000多人，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人数增加了，群众革命的热情高涨了。然而，就在“红旗跃过汀江”时，毛泽东又一次遇到政治危机。根据亲身经历过红四军“七大”的萧克将军回忆，导致毛泽东落选的原因，是前委、军委发生分歧，直接说是毛泽东与朱德发生分歧。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了军委。当年10 月，按照中央6月4日指示，为了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军队和地方工作，决定成立前委，同时改组了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和军委书记都由中央指定，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名单由前委决定。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都是毛泽东，为了便于军地兼顾，红四军“六大”选举朱德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当时根据地不确定，主要是打仗。1929年1月14日，红军为打破敌人“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离开井冈山，主动出击，向赣南、闽西进军。为了减少中间环节，避免每打一次仗先由军委研究后再报前委定夺贻误军情，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朱德的军委书记就停止了活动。到了同年5月，前委又决定恢复军委，理由是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地方事情也多了，“兼顾不过来”，但恢复军委时军委书记不是朱德，而是中央派来的刘安恭，刘安恭还接替了毛泽东兼任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分歧由此开始。刘安恭素质不高，引起军队指战员反感，对党领导军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前委专权了，军委侵权了。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以36票对5票做出了取消临时军委决定，这样刘安恭军委书记也丢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陈毅担任。刘安恭就开始搬弄是非，故意挑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之间关系，使毛泽东、朱德矛盾公开。毛泽东认为，前委、军委分歧使党的三个根本组织原则发生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太多了，权力集中于前委了”；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有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甚至说“一支枪也要党过问?”毛泽东认为这是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朱德提出了三条反对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一切，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他认为红四军坚持的根本原则不是“一切工作归支部”，而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中央和省委指示也不认真执行。由此引发了更大的争论。争论焦点在红军中究竟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面对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敌人向红军发动“会剿”，党内、军内却是在激烈地无休止地争论，为了统一认识，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七大”，导致了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迫离开部队之前，再次发言重申，“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会自然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胸怀。会后他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地方指导工作，在上杭县蛟洋。对于毛泽东来说，离开自己一手创造的红军，到没有固定根据地的“流动后方”，实际上是“靠边站”，比上一次“开除党籍”更为难受。因为“开除党籍”之后，毕竟还担任师长。祸不单行，建山区使毛泽东患上了恶性疟疾，徘徊在死亡线上。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把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推向低谷。国民党乘机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消息传到莫斯科，也误认为毛泽东已经病死。
1930年3月10日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刊登1000多字的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据中国消息，中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大典》342页，红旗出版社)当时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是党内最高军事首长。因为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设立军事部，周恩来就开始担任部长。
红四军“七大”之后，陈毅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由于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都是留法同学，周恩来听了陈毅汇报之后，起草了“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批评了红四军“七大”“极端民主化”倾向。再加上失去毛泽东之后红四军又在进军广东东江时吃了败仗，士气低落，大家非常怀念毛泽东，中央对“集权制问题”给予了肯定。陈毅立即返回传达了周恩来指示。毛泽东历时半年之后于1929年11月26日又在红四军恢复了前敌委书记职务。毛泽东返回红军后，为了统一思想，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九大”，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建军原则，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中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杜1983年版)对于这第二次打击，毛泽东于1956年9月10日在党的Jk大”预备会上讲道：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党史文献》1991年第3期) 红四军“九大”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败了国民党10万大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声望大增。1931年5月，毛泽东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同年6月20日，又接替项英任中央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参谋长。这样，毛泽东便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当然，这种地位主要是毛泽东在实践中用胜利业绩创造的，也有中央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上台，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三人团”，到中央苏区工作支持的结果。因为“三人团”是执行王明路线否定瞿秋白的路线，而项英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的代表，所以项英被否定。
第三次：被剥夺党内和军内职务
第三次遭受打击是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被错误地剥夺了党和军队的职务当毛泽东意气奋发地领导红军打败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之后，他的功绩和威望在红军中已经深受大家尊敬和赞许。奇怪的是，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被剥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苏区军委书记职务，成了专搞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毛主席”，一词从此而诞生。在中共党史上，为什么宣传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很少，就是因为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当时军事活动是主要的，根据地及后方工作是次要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政府”可言。1931年11月19日至27日，苏区“一大”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临时政府主席，副主席为项英、张国焘。这种安排也不是当时“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本意，毛泽东完全是靠他在党、人民、军队中的威信而被公认之后推选的。这一段是毛泽东辉煌成绩被无端否定，心情蒙受强烈打击的岁月。
事实的经过如下：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毛泽东担任，可在不到半年时间，又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改由项英担任。项英被撤职后到上海反映毛泽东太右，不执行中央决定。上海的中央很重视这位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意见，加之，项英也要求执行王明路线，这样，王明、博古等人又支持了项英。在战场上战胜蒋介石的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却蒙受沉重打击。 1931年8月3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前委写了一封信，批评毛泽东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在军事上和土地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即允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待富农民只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阶级阵线不明；在军事上没有抛弃游击主义传统与小团体观念，与争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胜利的大规模军事观念不相称，要求中央苏区必须向外发展，迅速扩大根据地，尤其要占领一两个大城市；必须进行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此信转到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了。如何贯彻中央来信产生了分歧，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代表的中央“三人团”要求贯彻中央指示，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央来信不符合实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急待休整和补充，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被地主霸占，急待打通，连成一片，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北两个苏区，以我们目前实力，步枪鞭炮多，机枪重炮少，根本不可能打下中心城市。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致，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了赣南会议。会议由中央“三人团”主持，主要是贯彻王明路线，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等。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又由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保留了委员，同时又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也被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职务全部被无端剥夺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及时制止了当时肃清“朋”团的错误做法。毛泽东此时在党内、军内都无职务，只好携贺子珍及警卫13人“退隐”瑞金东面的东华山古庙中潜心读书。周恩来从上海来苏区后，于1932年1月—亡旬主持会议，会议要求贯彻临时中央攻打赣州和反右倾决议。毛泽东不同意，但彭德怀拍着胸脯说打赣州包在他身上，在20天之内打下来，导致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走后，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周恩来请毛泽东火速下山，然而毛泽东在军内无职务，由于林彪、聂荣臻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便在林彪任总指挥的中路军中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运用战国“围魏救赵”之计，不仅解了赣州之危，而且在漳州取得重大胜利，挽回了红军打赣州的败局，特别是打漳州时搞到两架侦察机，红军有了空军。就在毛泽东指挥红军节节胜利之时，上海的中央，却正在批判毛泽东。而发表批判文章的正是党内“一支笔…‘洛甫”(张闻天)，说毛泽东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此文发表于1932年4 月4日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上。)张闻天当时紧跟王明、博古，大唱“左”的高调。为什么后来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就是由此而出。公正地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蒋介石亲自指挥，调动大军30万，而红军仅3万人，兵力悬殊，装备更差，毛泽东采取“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的战术，取得了胜利，中央则批判毛泽东是“单纯防御主义”、“游击主义”，这真是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1932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召开“汀州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谁任总政委，发生了意见分歧，本来无可争议，一开始就是毛泽东。但这时朱德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如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后，朱德再兼任总司令，总政委当然应恢复毛泽东担任。但周恩来怕中央不同意毛泽东，只恢复了红一方面军建制，不设总政委。由于周恩来到了前方主持军务，所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由后方任弼时主持工作，担任代理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三人团”提出由周恩来兼任总政委。周恩来在前方，他怕毛泽东过于难堪而拒绝了由自己兼任。后来周恩来发现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确实不方便，而这时王稼祥经过赣州失败和漳州胜利，再加上他也到瑞金郊外东华山养病，与毛泽东接触比较多，对毛泽东的许多看法表示赞同，因而转变了观点，认为应该起用毛泽东。所以，用周、毛、朱、王四人名义联合致信苏区中央，要求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委，军队指挥权归总司令总政委，决策权归中革军委，实际是朱德，而军队行动方针决定权归周恩来。但这种意见又被苏区中央局否定，坚持要周恩来兼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再次申明理由，最后于1932年8月8日才以中革军委通令，任命毛泽东为总政委，落款为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毛泽东复职后，前后方矛盾加大，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后方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组成。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非常尊重毛泽东，所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的同学，忠实的拥护者，自来苏区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为毛泽东的能力而折服。后方核心人物实际上是任弼时，任弼时作为“三人团”之一，进入苏区担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任弼时一再反对毛泽东，后来成为毛泽东的拥护者。后方认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上台。发展到 1932年9月26日前后方矛盾白热化，朱、毛发了训令，得到周恩来同意，着手准备迎击国民党四次围剿，电文发到后方，任弼时大为恼火，坚决反对，要求攻打大城市，前方认为“瞎指挥”，置之不理，后方要求召开会议批判毛泽东。毛泽东的厄运．再一次降临。
第四次：宁都回会议
第四次遭受打击是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军权面对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后方苏区中央局要求贯彻“左”倾路线，攻打大城市，尤其想夺取南昌
，幻想在南昌作首脑机关，看不起瑞金。毛泽东等认为不能鲁莽行事，命令红军就地发动群众，准备迎击国民党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后来虽然离开了毛泽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也用毛泽东这种办法。但后方中央局大为恼火，同时又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命令前方停止活动，他们立即赶到前方要求开会，因此有了党史上的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中央党史上对这次会议讳莫如深，是因为此次会议集中批判毛泽东，并撤掉毛泽东的职务，是中共党史上最“黑暗”一页。
宁都会议于1932年10月2日至12日召开，当时周恩来在前线脱不开身，会议开始由任弼时主持，后来周恩来虽然赶回来参加会议，但没有坚决反对任弼时等人的错误意见，致使后方首脑占了上风。也许周恩来顾虑后方首脑有王明把持的上海临时中央支持，王稼祥由于转变观点支持毛泽东，也被项英取代，重新组成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此前主张打漳州，反对打赣州，结果赣州失败，漳州获胜，实践证明毛泽东意见和指挥都是正确的。然而后方首脑反而颠倒是非，宁说是打赣州输了也对，打漳州胜了也错，真是强盗逻辑。他们荒唐地把“诱敌深人”说成是“等待主义”，把“避其锋芒”说成是右倾。为了抵制任弼时等人的错误做法，王稼祥同志拍案而起，作了惊人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说：“我也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朱仲黎《黎明与晚霞》1986年版)。王稼祥大声疾呼：“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正当会议进入僵局时周恩来赶到，本应支持正确的一方，但周恩来则进退维谷，他与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都共过事，然而一个个下台后他还能在台上，特别是他考虑王明让他来苏区就是贯彻其路线的，所以，他也加入批判毛泽东行列，使会议气氛发生重大转变，使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人满意。会议决定周恩来负军事总责，毛泽东被“免去”红军总政委到后方工作。这时，周恩来又坚持要留毛泽东在前方，使会议又一次陷入僵局，只好迫使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议以后方首脑大胜而结束了。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胜利，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毛泽东，则被自己的同志惨痛地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养病”。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就这一些人还不解气，发展到1932年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次被撤职的会议毛泽东未出席， 1956年毛泽东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缺席裁判，一审终审，不许上诉”。(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恩来兼任总政委，任弼时等还不罢休，又告到上海，说他搞“调和”，但周恩来进行了反驳。中央怕造成分裂，同意由周兼任总政委，为毛泽东以后再起留下了后路。1933年6月，王明去了苏联，博古、张闻天作为代言人到了苏区，加上先前已来苏区的周恩来，实际上中央已等于迁到瑞金。任弼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也就自然终止了，不久被调离了瑞金。任弼时紧跟王明、博古等人，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1932年8月的宁都会议，两次无情打击和剥夺了毛泽东的职务，但也没有能取得博古的信任，当他认识到排斥毛泽东是错误时，与博古发生了分歧，随后他自己也被博古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组织部长职务，打发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去了。(《伟大的战士任弼时》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博古的到来，开展了进一步的批毛运动，对王明的路线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了。大家要问，毛泽东没有在中央工作，一直远离上海，在江西从事根据地的创建活动，为什么王明、博古等人要残酷打击毛泽东?李维汉说得非常入骨：“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就‘调兵遣将’夺取军权、党权。”博古来到苏区，自己控制党权，周恩来掌握军权，张闻天分管政权，毛泽东被架空，又派张闻天出任“总理”。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只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1933年2月10日，博古要求毛泽东领导“查田运动”，从最高首长降到了普通干部，可想毛泽东的毅力和胸怀是多么的坚强和宽广。红军离开毛泽东，又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红军指战员深信毛泽东的战术，所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仍然按毛泽东的一套策略行军布阵，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未参加这次会议，王明路线达到顶峰。选出十二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成为最后一名：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常委四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博古原来本意是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实际上监督毛泽东，但经过一段相处，张闻天认为毛泽东思路完全符合当时苏区实际，所以赞成毛泽东观点，倒向毛泽东一边。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开始转移时，毛泽东正在发烧，张闻天及时告诉了毛泽东。多亏了张闻天、傅连障才使毛泽东及时“转移”。为了进行“转移”，1934年10月10日长征时，又成立了一个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李德负责军事。长征开始前，博古第一个把项英留下，第二个为陈毅，第三个是瞿秋白。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把毛泽东也留下，周恩来坚决反对，这时博古、李德两人又怕留下毛泽东会出问题，带上毛泽东长征便于监督。如果当时把毛泽东留下，中国革命又会是什么样?后果不堪想象。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单纯的“逃跑主义”和错误指挥，导致湘江战役大败。中央红军损失非常残重，从发出时的8万人锐减为3万人，全军开始不满。从广昌失败引起怒火，又到湘江失败，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完全动摇了。这时毛泽东抓住时机开始露面。湘江失败，毛泽东马上提出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当时中央的实际指挥中心已归周恩来掌握。在担架上，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王稼祥谈心，两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促成了后来的黎平会议和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时，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十二位政治局委员中有6人不在，即王明、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康生，一人死亡，即顾作霖。剩下6位，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会议增选毛泽东、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这样，形成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五位常委。名义上博古还是负总责，但实际上已无人听他的了。当时大家提议毛泽东负总责，但毛泽东说服大家让张闻天负总责。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一个水田寨乡的小村里，博古把权力移交给张闻天。当时周恩来、张闻天再次力荐毛泽东。只要毛泽东一点头完全可以任总负责，但他还是推举了张闻天。理由是张闻天在苏联学习过，与王明、博古是同学，共产国际信任，因而也好得到对遵义会议的认可。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全新的一页， 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
